众所周知，当今各国的法律主要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表现出来的。
（3）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一旦被定性为宗教，往往能获得法律和财务上的某些豁免，于是，不无讽刺的是，某些团体或个人可能把自身描述为宗教性的从而获得上述利益。
遗憾的是，其并未对其意义做出任何解释。申言之，一团体必须依其自我决定以谋求宗教上之目的始具超验关系。（二）联邦最高法院的主观功能主义判准 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宗教的法律含义是清楚、无争议的：宗教就是履行对上帝的义务。而这一具体发现的任务乃是由美国最高法院所承担。[22]法官进一步言之：今天和过去的多数主流宗教都包含有超自然神灵或某个超自然实在（上帝）的观念，其以某种方式传递给人们关于什么是正确、应该做和什么是错误、应该避而远之的良知观念。
第二，该宗教必须包含高越于个人信念之上的道德准则。按释义书的解释，宗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特有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与此种信仰感情相适应的宗教理论、教义教规，有程序化的宗教仪式，有严密的宗教组织和宗教制度。如纸馅包子假新闻炮制者被判损害商品声誉罪，其背景虽然是与人们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紧密相关，但案件的另一层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是新闻媒体如何自律、如何杜绝假新闻。
也表明，在如何引领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发展方面，司法不能简单地屈从于民意，而应当大胆坚持法律准则、严格依据法律标准做出权威判决，这样方可能起到引导社会价值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大作用。辽宁省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村主任、全国十大杰出村官、三农代言人毛丰美。北京城管队员李志强被刺死案中小贩被判死缓暴露出来的城管执法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如，政府机关的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如宝马彩票案），行政行为的不公开、钓鱼执法、经济垄断等等行为，都使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民众对政府机关的信任和支持。
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在当前以及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规范行政行为，促进各级国家机关对司法判决的尊重，有效维护司法权威，才能够保障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判，最终促进社会公众权利得以真正有效维护，也才可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在法律制度框架内来维护权利。因此，信访维权的法治化是时代变迁的紧迫需要。
无锡150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行政不作为胜诉案等等，都向社会公众传递出了一个共同信息，那就是，众多的维权案件，直接指向了政府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也表明公众针对政府的宪法性权利诉求的确在不断增长。河南平顶山矿难案反映出来的政府监管缺位。2007，人民网http: //society. people. com. cn/GB/6724231. html。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尤其是基层行政机关，必须要从心理上认识到民众维权诉求的迫切性与合理性，并积极从行动上予以回应，对维稳来讲具有重大意义。
其四，可以预测到未来的维权行动还会指向其他更为广泛的新型主体。但是从长远来看，严格坚持法律标准，防止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胡闹胡解决，坚决避免给社会造成只要闹就会有利益回报的负面社会示范效应，这是应对维权行动要特别注意坚守的准则。2006年自费调查暴力征税的农民维权英雄王幸福、状告交警5年讨回三轮车的普通公民吕福山、在未成年人中播种法律信仰的律师佟丽华。如河南平舆黄勇特大系列杀人案，因其杀人手段新奇、受害人多（杀死无辜青少年17人）、手段残忍社会影响大，并且案件属于偶发案件，而广受关注。
目前，数量庞大的维权行动主要是依据法律规定提出权利诉求。捍卫劳动者合法权益，国务院公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再如，宁波余姚市政府组织强制拆违被判违法。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不当的判决，误导了公众，打压了中国人尊老的传统道德，造成了许多人见到老人倒地而不敢搀扶这种情形在生活中的经常性上演。
民众维权诉求的迫切性、数量的庞大性等现状表明，维权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2011，中国法院网，http: //old. chinacourt. org/html/article/201201/06/472981. shtml。人们注意到，随着社会变革，信访的功能逐步由建国初期的参与监督功能逐步演变为以权利救济为主的功能。（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型权利（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2008人民网http: //society. people. com. cn/GB/42735/8600780. html。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往往会选择在某一敏感社会事件发生时，采取某种非理性、甚至是非法的行为，表达对事件直接权利人权利的捍卫决心。
第二，网络时代的维权主体，很容易由单纯的个体维权演化为公众的集体维权。显然，对国家来讲，这也是重塑司法公信力、提高司法权威的关键环节与关键时机。
此外，还有大量的法律工作者在基层，默默地开展着各类维权活动。[8]再如2003-2012十年间曾三度当选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公益律师佟丽华，发起对日诉讼索赔的律师苏向祥，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8年多来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的安徽巢湖市平民律师赵玉中，要求政府60个部门公开工资、福利、财政拨款、赞助费、办公费、招待费21项账目的沈阳律师温洪祥等等，通过自己的独特方式，行使公民的监督权，维护着自己、他人或者社会、国家的各项权利。
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堂发向网络谩骂宣战案，涉及到了网络名誉权的保护问题。（二）维权行动者由单一个体向群体化、集体化扩展 维权中的行动者包括两个部分：谁在维权的前提是谁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前者可以称之为维权者，后者可以称之为侵权者或者维权行动指向的对象。
参见杨慧娟：《政府企业农村集体违法严重》，《甘肃经济日报》2008年11月27日第2版。每年在黄石地区办理1000多件法律援助案件的湖北省黄石市司法局副局长兼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林等等。类似的案情是，2012年出现了全国首例消费者协会作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打赢3元钱官司的案件。实践中，不少基层国家机关的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为了所谓的稳定，不惜花钱买平安。
另一种极端是，无原则、无标准地满足各种诉求，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诉求。不过应当看到，法律文本意义上保护公民权利的制度，并没有完全引起社会治理者，尤其是某些官员的重视。
但是，互联网时代的维权主体在数量上则发生了一个显著变化：现代新闻媒体介入司法或者公民维权活动，急速改变了传统司法主体数量有限的特征。7.国家公权力机关开始尝试运用诉讼方式而不是完全简单地采用行政强制命令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近年来的一大变化。
由于新闻是争夺眼球的行业，因而新闻媒体对于案件的报道，必然会以吸引更多的观（听）众注意力为目标。2006年：温州82位池塘养殖户告赢国家环保总局案、世界五大影视公司联手保护著作权案、成都市民张德军见义勇为被诉案、南京大学副教授陈堂发向网络谩骂宣战案、自助游死者亲属状告同行驴友案。
反流氓软件联盟成员首次胜诉获赔案件中网民的选择权、知情权和隐私权保护。（4）公民的过度维权问题。当然人们注意到了，网络媒体在对诸多的热点事件报道中，掺杂了太多假新闻，造谣与诽谤、捏造与中伤、真实与虚构经常混杂在真实事件的报道中，其中还不时地掺杂一些对社会、政府机关甚至是政治体制的非理性攻击。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展示和阐述案件事实，通过准确的举证、合适的方式论证与说服被媒体主宰的公众，是执法、司法机关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那么，到底是哪些人侵犯了他人权利？维权行动的对象究竟具体指向了谁？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社会转型期维权行动的指向对象，主要包括：（1）侵权者、违约者、违法者、犯罪者。借助自然法上的正当性来论证自己权利诉求的合法性、应然性、必要性、合理性，是维权者常用的一种招数。
如从很多案件中，人们在看到政府监管缺乏、法律制度空缺等问题的同时，进一步会思考、追问和质疑，政府的自身职责是什么，政府到底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以及该怎么管等问题。{9}以及处理环节多、程序过繁、争议解决周期长、成本高等等特点，因此，劳动者权益往往不能及时得到保护。
实证考察发现，维权者宣示的权利，与传统上人们所理解的法律权利相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呈现出了权利多元的特征：其一，维权者宣示的权利，虽然主要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权利，但也包括了维权者自我认定的主观权利。2011年：微公益救助尘肺病人的网友北京厨子、首揭地沟油黑链的浙江民警冯伟峰、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